而之所以冷门，也是因为西风给吹的。
既然可以造出来藏獒，也可以造出来人，这个技术如何控制就是个大问题。这个价值要约束到技术的具体运用中，所以技术是非理性的，科学则偏好理性，但有时候也有非理性之处。
第一，人工智能会改变人类生活和改变世界，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这是对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判断。所以在宪法与科技发展互动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理念符合人类文明，正义的理念、公正的理念、均等的理念，关键是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德国宪法，包括劳动者的保护、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概念、劳动者罢工权的规定，其实思想来源都来自于1918年的苏俄宪法。宪法本身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规范与价值体系，因为建构了宪法之后我们要维护它，新的社会变革面前，我们不能太激进，过于强调改革的意义，秩序是相对具有保守性的，宪法学的立场，宪法学的思考也要保持适度的保守性。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在自己创造的科技面前、信息化面前反而使得主体的价值越来越贬低，越来越减损。
在不断涌现的科技面前，或者新的科技技术面前，如何始终确保人类的主体性人格的自由的发展？面对这种风险，法治应该如何应对？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宪法课题，必须要寻求一个宪法共识，用宪法的价值来约束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让人成为一个主体，而不能说因为某项科技的巨大发展使人变成了一个客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放弃发展这项科技。如果宪法也保护实质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平等，更能解决歧视的结构形式。
饶有趣味的是，在亚洲，当1946年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时，本来起草了4条关于妇女的宪法条文，但是最后却只有一条也就是那条规定男女平等的一般条款（第14条第1款）被采纳了。道德是关于价值、对错和善恶的判断，也是关于事实、地位和等级的分配。泰国宪法第9条规定，国王信奉佛教并支持各种宗教。在这方面，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的凯瑟琳·巴勒特教授（Katharine Barlett）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3）司法的权力和组成。性的主体，如不丹宪法第9条第17款，国家应努力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妇女免于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剥削，包括贩卖、卖淫、虐待、暴力、在公共和私人环境中遭受骚扰和恐吓。
可以说，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 of law）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方法，正在形成。即便是在1868年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中，用的也是person。人人平等，首先是男人平等，与近代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紧密相关。比如中国宪法第48条规定了一般条款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紧接着又在第49条规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她比较了198个国家和地区（指欧盟）的宪法文本，其中包括四个采用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梵蒂冈、英国、以色列和新西兰。根据审查机关的不同，可以分为立法机关审查，比如中国、老挝、土库曼斯坦和越南。[33] 在这46个国家的宪法中，以色列宪法比较特殊。而每一个议题的内部又包含有丰富的内容：[30] 政府结构包括：（1）垂直权力的划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
众所周知，成文宪法的历史是从1787年美国宪法开始的。作为此过程的一部分，在前政府时期遭受更多压迫的女性，她们的权利自然应进一步进行更多的维护。
[20] 南北战争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地位。职业妇女，如巴基斯坦宪法第27条，在巴基斯坦政府部门履行公共服务的公民符合职位要求时，不受基于种族、宗教、社会地位、性别、住所地或出生地的歧视对待。
多子女母亲，如朝鲜宪法第77条，国家通过产前产后休假，缩短多子女母亲的工作时间，不断扩大妇产医院、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他各种措施，特别保护母亲和儿童。第四类，保证妇女多方面的经济自由，比如工作场所中的平等。为此我们提出分析平等权规范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分别是：（1）性别平等与妇女保护。于是，借助于以上偏宏观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展出微观的操作技术。和美国制宪同时，法国处在大革命期间。[2]至此之后，细分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变得日渐重要，例如出现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方法论[3]和女性主义国际法方法论[4]等。
在宗教上，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而实质平等很难从宪法文本中反映出来，只能根据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义务或者公共政策去判断。
[26]也正是在此时，人们发现作为理论一般的社会性别分析和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其实是不同的，即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完成这项工作的是犹太女法学家阿尔达·法西奥（Alda Facio）。可以看到，人们通常能将妇女联系起来的角色，差不多都出现于亚洲宪法中了。
在民族上，既有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但是更多的则是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冲突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宁。不久，即在1792年，英国的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全面主张[17]，它为几十年后到来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21]而社会的发展，也将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学校、幼儿园，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和快餐业的出现，大大减少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育儿和家务劳动职责。他认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如果妇女的权利是真实的，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在法律或者社会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同意，那么性别平等就是真实的。二、宪法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 然而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来分析法律和宪法，这又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问题。
真正迎来革命性变化的是在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宪法文本才出现了sex。而亚美尼亚宪法在第8-1条规定政教分离原则的同时，也承认阿波斯托洛沃圣教会作为民族教会在精神生活方面以及在发展民族文化和保留民族习俗方面的特殊使命。
虽然其深化了妇女作为弱者的宪法形象，但是也是回应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为直到1893年，新西兰才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让妇女享有投票权的国家。
另一方面，随着妇女在社会生产领域力量的增长，她们在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平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要求。在这次会议上，斯坦顿起草的大会《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机智地套用了杰斐逊《独立宣言》的结构、词句和语气：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人对于女人进行不断的伤害与篡夺其权利的历史，他们把建立一种绝对的暴君统治作为直接目标……他从不允许她行使她的有效选举权……他在婚后从法律上剥夺了她的公民权利。
单身妇女，如尼泊尔宪法第35条第（9）款，国家应建立特殊社会保障的政策，以实现单身妇女……的保护和发展。例如，卢梭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反复强调：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这是合乎人天性的。不过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不再仅仅强调道德的优越意识，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性别自身的建构和表演上。强调社会性别，突出妇女保护，推动性别平等成为现时代的普遍特点。
在其他43个国家中，黎巴嫩宪法（制定于1926年），印度尼西亚宪法（制定于1945年）和新加坡宪法（制定于1965年）的平等权规范是性别中立的，比如黎巴嫩宪法第七条规定：所以黎巴嫩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无差别地承担公民义务和责任。[16] 德古热的分析建立在将妇女纳入社会契约论的一般理论框架中，显示了性别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
严格说来，这种表述带有性别歧视。[29] 莫纪宏：《性别平等与宪法保护》，载陈明侠、黄列主编：《性别与法律研究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69页。
斯里兰卡宪法第9条规定，赋予佛教最重要的地位。而在其他强调社会性别的宪法文本中，平等权规范在表述上大致可以分为五类：（1）妇女同男子一样，比如中国宪法第48条，阿塞拜疆宪法第25条、巴林宪法第5条、朝鲜宪法第77条、吉尔吉斯斯坦第16条、孟加拉国宪法第2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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